原文连接：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6VoSceCf9hZFGaMdaYLSng
http://epaper.rmzxb.com.cn/index.aspx?date=2018-03-09&verOrder=09&banzi=8&paperType=rmzxb
那是2016年，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谈到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。至今，工匠精神已是连续三度写入政府工作报告。近两年来，“工匠精神”成为各行各业大力推崇、践行的关键词。而每每谈及工匠精神，许多人的关注点都在“精神”二字，“精益求精”“专注”“严谨”“一丝不苟”“持之以恒”……而这些精神背后，是从古到今工匠群体静默地“潜藏”在各种行业，保守着“能工巧匠”的本色，哪怕被忽略、被遗忘。
在东汉王充所作的《论衡·量知》中，“能剒削柱梁谓之木匠；能穴凿穴埳谓之土匠；能雕琢文书谓之史匠。”
“传统工匠是指在某一个生产行业技术技能高超，具有精益求精精神的人。工匠精神则是指工匠的优秀者中间所具有的集中的品质，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极为高尚的职业道德，因此现代社会把工匠精神扩展到了各行各业。”李健是一位研究型学者，厘清概念似乎是他看清问题的本能。
采访时，李健不经意间整了整自己西装里面的衬衣，想起了某品牌。因为工作关系要经常穿衬衣，李健买过各种各样的衬衣，最后留意到了该品牌，“这个品牌的男士衬衣，之前穿着我就纳闷，人家的衬衣领子袖口为什么怎么穿都是笔挺的，还耐磨耐洗。”
后来有一次看新闻李健才知道，该品牌为了做好衬衫，请到了日本的“衬衫大师”吉国武。钻研衬衫30年，吉国武知道了衬衫的许多秘密：比如在衬衫领子下加个半衬，能让领口挺括；在袖口掐出6个褶皱，可以贴合手臂；衬衫的版型不同，嵌条也不相同；针脚越密，衬衫的质感越高级等等。
魔鬼往往都藏在细节里，工匠就是对于那些你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部分，都毫不妥协。
同样穿过国内工人流水线生产的衬衣，李健感触很深，“中国很多行业，对质量的钻研不够精细。比如中国的衬衣下水洗三次，基本就不成样子了。”
这，或许就是“工人”与“工匠”的区别。
“人们在谈工匠时，总会跟‘技术工人’联系到一起，其实工匠与技术工人肯定不能画等号。技术工人还远远没有达到’工匠’的程度，而工匠应该是技术工人里面能够在行业里持之以恒深入钻研，不断千锤百炼最后留下的非常优秀突出的那部分人群。”李健说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工匠永远是少数人，无论扩展到哪个行业都是如此。
尽管如此，多数与少数总是相对的。为了此次采访的主题，李健专门查阅了相关资料：目前我国产业工人总数近4亿，但高技能人才4500多万，仅占产业工人的11.5%。要知道发达国家高技能人才比例已经超过35%。因为我国基数庞大的普通产业工人整体素质和技能水平不高，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%，相当于美国的7.4%。
中国要靠谁才能做到像总理政府工作报告里说的一样，“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”。
去年，因为调研课题的机缘巧合，李健专门跑了一趟江苏省吴中中等专业学校。作为工匠培育体系中最基础的一环，职业技术学校里的日常可以称得上“乏善可陈”。
从李健的描述中，这里的孩子大部分来自西部经济条件不是很发达的省份，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甚至略显贫困。他们对职业还没有建立起追求，只想学个技能找份工作。“这些大部分选择职业学校的孩子其实看重的是，职业院校招生宣传时众多的校企合作项目，以及所承诺的成绩优秀者毕业后可直接输送到企业。”
在这里，找到工作似乎比干好工作更重要。
“职业学校通过校企合作，为企业输送技术工人原本是一条常规渠道。但职业学校里教授的知识技能大多是落后企业和市场半拍的，需求不对等。所以事实上，当前好的企业接收职业学校学生的意愿和积极性都不高。”在李健看来，作为一种实践性极强的职业，如果没有可以长期锻炼学习的空间和时间，这里出来的大部分学生只能被定位在技术工人上，很难出工匠。
2007年李健曾在芬兰访问学习，其中也接触了基于诺基亚企业的芬兰本地职业教育体系。尽管这个老手机品牌在市场浪潮中早已消失，但丝毫不影响曾经的使用者对诺基亚的尊重和喜爱。
让李健印象深刻的是，芬兰当时的职业学校几乎全部专门在企业的实操部门请老师。李健特别解释说，这个“请”是把企业实践部门具有长期经验和高超技能的工人，聘到学校来当正式的专业老师，而不是“客串”。
“我们现在的老师，哪怕是职校老师，首先基本是学历，然后才是经历，假如还发表有论文那简直太好了，典型的重理论轻实践。然而，企业更渴求经过实践检验的工人。”李健这些10年前的经验，现在仍然适用。他觉得国家有关政策要为企业实践人才到学校任职，提供一种制度和福利待遇上的通道和可能，这样才能真正“连通”市场需求。
同样为了避免学校企业”两张皮”，李健当时特别了解过，芬兰政府对职业院校的拨款，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导向，就是社会对你所培养的毕业生的评价情况的排序，这样一来企业和学校都很重视培养的人才与社会需求的对应。而学生与市场的脱节，恰恰是我们的职业教育最重要的问题所在。
“反倒是在一些企业里，通过师傅‘传帮带’手把手教出来的徒弟们，似乎技能和职业精神提升得更快，也是企业乐于采用的一种方式。”李健说，这些企业的老师傅在传授技艺的同时，其实也在传承着“工匠精神”，润物于无声。
经过一番对比，李健突然停顿下来，他若有所思地说，事实证明，工匠绝对不是“教”出来的。在中国，从工人到工匠之路，中间隔着千万次的技能磨炼，隔着若干年的坚守执着，隔着一颗对职业极度热爱的心，就看谁能坚守到最后。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别让他们在这条路上“孤军奋战”，要让他们有动力有能力走得尽量远一些，再远一些。
李健应该属于高级知识分子，典型的脑力劳动者。但他不认同，称自己只是“教书匠”。
中国古代就有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，“百工之人，君子不齿”的传统观念。直到我们大力弘扬工匠精神，“怒赞”工匠群体的今天，他们依然被贴上“投入大、回报低、上升空间小”的标签。
因此，有人喜欢这个“匠”字，也有人想远离这个“匠”字。
“我们并不能苛责这一部分人没有理想和追求。”在李健看来，中国的工匠群体没有形成一定规模，有的甚至因为稀少而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，又或者没有成为年轻人向往的职业，是受到中国传统和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。
“其实在那些工匠大国里，比如日本、瑞士和德国，就业者对自身价值的追求是多样化的，即便是水管修理工，也有满足的社会地位。”李健回忆，他曾经在美国遇到一位女市长，她的先生就是一个管道修理工，但女市长觉得他们夫妻很般配。
“这要是在中国，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吧！”李健笑着说。但这些国家对劳动者强调的是，每一个行业和职业都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“而在中国还没有形成这样的氛围和条件，当劳动者有选择的空间和余地时，大部分人都不会主动选择需要从头开始走的工匠之路。”
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在尊崇工匠的国家，这些高技术劳动者的收入是很高的，相反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都没有那么高。在李健看来，这也是一种导向。
从工匠精神三度写入政府工作报告，我们开始有了自己的导向，工匠和工匠精神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“大力弘扬工匠精神，完善激励机制，大力培养‘中国工匠’，不能停留在口头上。因为社会氛围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，道德感染和舆论引导的短期作用也是有限的。”李健认为现在要“站出来”的应该是法律，我们国家的治理就是从德治与法治两方面着手，当人们的认识达不到时，对工匠群体权益和地位的维护也需要施展法律的魔力，用法律的刚性去保障工匠们应得的权益，保护他们在技术或者工艺创新过程中取得的专利权和知识产权，提高专利的长期收益权利，让他们能从自己对技术和技能的坚守打磨中，获得相应的“口碑”和“经济”上的双重价值。
唯斯，工匠之路才能展示出本应具有的吸引力。
值得庆幸的是，我们处于一个逐渐多元的时代，一代又一代在新思想浸染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，开始更加注重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。
李健所在的学校是一所理工科大学，曾经的他也以为这些理工科毕业的孩子，似乎很难与工匠有所关联。然而有一天，和一个熟悉的老师聊天时，李健听说学校有一个学生在企业实习时，原来一心想搞科研，却被一位老师傅“听声辨故障”的绝活深深吸引，最后愣是毕业跟着老师傅当了徒弟。“据说，那是老师傅带的学历最高的徒弟。”李健一边转述着这件事，一边呵呵地乐。
的确，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“迹象”。
经常跟学生们“混”在一起，李健非常熟悉伴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。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更高，如果他们发自内心出于热爱而选择了这个职业，相对于传统工匠，他们的视野更开阔、更懂得借助科技的力量去提高技艺，一定会表现得更加突出。
未来的工匠在哪里？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，再回味这个话题，李健有了新的回答：“与其去寻找工匠，不如为工匠搭好‘舞台’。只要我们的社会推崇劳动光荣、给予劳动者应有的回报与尊重，所谓英雄不问出身，不管这些工匠最初是从哪里起步，最终也都会闪亮在这个舞台上。”
亲手创办了令人惊叹不已的火箭公司，马斯克说“我从不知道什么叫放弃”。李健告诉记者，他在学校专门针对大一新生的“院长第一课”演讲题目就是———《永葆激情、永不放弃》。任何行业都是这样，只要有专注、执着、永不放弃的精神，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能成就一番事业。
而未来的工匠，也一定是从具有这种品质的人群中而来。
（策划、审核：李冰）
